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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出所的接警电话打过来时,我正在厨房里给白粥撇浮沫。
“请问是林建国先生吗?
这里是城南派出所,现在有一个十七岁的男生,说你是他爸爸,需要你过来做个笔录,顺便把他领回去。
” 我手里的汤勺停在半空,一滴米汤顺着勺边落进灶台,发出轻微的“滋”的一声。
“警官,你是不是打错了?
”我对着听筒说,语气尽量保持客气,“我离婚十八年了,我们俩和平分开,无儿无女,我哪来的十七岁儿子?
”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,纸张翻动的声音传过来:“这孩子把你的名字、住址和身份证号背得一字不差,你最好过来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。
” 挂了电话,我站在厨房里愣了足足一分钟。
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下来,秋风刮过老旧的防盗网,发出呜呜的声响。
十八年了,自从2008年那场雨天里办完离婚手续,我和苏晚就再也没有见过面,甚至连共同的朋友都很少联系。
这些年我一个人住在两居室里,早起买菜,白天修修电器、帮邻居跑腿,晚上看看电视,日子像温吞水一样,平淡得连涟漪都很难起。
可一个十七岁的少年,怎么会精准报出我的所有信息?
我关掉火,换了件深色夹克就出了门。
从家到城南派出所骑电动车要二十分钟,一路上晚风吹得脸颊发凉,我脑子里却像过电影一样,闪过很多早已尘封的画面。
我和苏晚是2002年经人介绍认识的。
那时候我在一家物流公司做调度,兼职开货车,虽然辛苦,但手里有几个活钱;
她在一家服装厂做制版师,性格安静,笑起来眼角有两个浅浅的梨涡。
2004年我们领了证,租住在城西一间采光不太好的筒子楼里。
婚姻的前两年其实挺暖的。
下班晚了,她会在煤气灶上温着一碗面;
我跑长途回来,总会给她带一盒当地的点心。
矛盾是从第三年开始慢慢冒出来的。
家里催生催得紧,我妈隔三差五就打电话问动静,每次挂了电话,苏晚的脸色都会暗下来。
我们去市医院做了检查,医生的话很委婉,但意思很清楚: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,得花不少钱做治疗,而且成功率不算高。
那会儿我刚辞职准备自己接点短途货运单子,手头紧得连房租都得精打细算。
压力像潮水一样涌过来,我脾气变得急躁,说话常常带刺;
苏晚则越来越沉默,经常一个人坐在窗台边发呆,一坐就是半宿。
2008年春天,我们吵得最凶的一次,是因为我妈托人塞过来一张偏方单子。
苏晚把那张纸折得整整齐齐,放在茶几上,轻声跟我说:“建国,要不我们散了吧。
我不想再让你夹在中间为难,我自己过,也挺好的。
” 那句话像一根细针,扎得我心里发疼,可倔强和疲惫占了上风,我没有挽留,只是闷声说了一句:“行,离就离。
” 民政局门口那天正下着毛毛雨,我们各自撑着一把伞,签字、拿证,连一句像样的道别都没有。
她转身往公交站走,背影瘦削得像一片被风吹起的叶子。
我站在原地看了一会儿,调转车头骑进了雨幕里。
这一别,就是十八年。
后来听说她离开了这座城市,去了南方,再往后,就彻底没了音讯。
推开城南派出所值班室的门时,墙上的挂钟刚好指向七点十分。
值班室里亮着明亮的日光灯,靠墙的长椅上坐着一个男孩。
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连帽卫衣,帽子拉得很低,双肘支在膝盖上,双手交握垂在身前,整个人缩成一团,像一只警惕又疲惫的小兽。
听到开门声,他微微抬起头。
灯光照亮他脸的那一刻,我脚下一沉,整个人僵在门口,像被钉在了原地一样,连呼吸都忘了。
他的眉骨和鼻梁的轮廓,分明带着几分我年轻时的影子,那双眼睛、嘴角微微抿起的弧度,还有那股安静甚至带着点倔强的神态,却像极了十八年前的苏晚。
尤其是他低头揉眉心时那个细微的动作,简直是从记忆里直接复刻出来的。
“林先生,你来了。
”年轻民警站起身,指了指长椅,“这孩子叫陈默,说是来找你的。
你们先聊聊,有什么情况我们再做记录。
” 我缓了好几秒才走过去,在男孩旁边的塑料凳上坐下。
离得近了,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洗衣液味,夹杂着一点旅途的尘土气。
“你……叫陈默?
”我开口时,声音有些发干,喉咙像是卡了什么东西。
男孩抬起头看我,目光黑白分明,没有躲闪,也没有太多情绪,平静得不像个十七岁的少年:“嗯。
我妈叫苏晚。
” 听到这两个字,我心头猛地一震,像是被人敲了一记闷棍。
“苏晚?
”我重复了一遍,声音压得很低,“她……她还好吗?
” 男孩垂下眼睑,盯着地面看了好一会儿,才轻声说:“她上个月走了。
肺癌,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。
” 我张了张嘴,却发现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
脑海里那个在筒子楼窗台边安静坐着的年轻女人,渐渐和眼前这个沉默寡言的少年重叠在一起。
十八年没见,再听到她的消息,竟然是阴阳两隔。
“那你……”我看着他,脑子乱成一团麻,“你为什么说我是你爸?
我跟你妈2008年就离婚了,那时候根本没有你。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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